第六十六章 时空交错,功过是非

青玉狮子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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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一己的荣辱,安于臣位,依靠慈禧的信任和支持,未必就一定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关卓凡觉得,他冒不起这个险了。

    特别是,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个女人成长和变化的速度,愈来愈快,迟早有一天,自己将不再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她、控制她。

    这是非常讽刺的,慈禧“成长和变化”的“速度”,虽然愈来愈快,但是,其“成长和变化”的”方向”,不是保守,而是开放,和关卓凡自己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

    可是,正因为如此,关卓凡才担心,自己那套玩意儿,在慈禧那儿,终有一天,会不够用了,这个独立意识强烈的女人,终究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独立的主张,进而自行其是。关卓凡如果不追随,就会和她产生冲突,甚至站到她的对立面去。而慈禧对政治对手,会采取何种手段,作为穿越者的他,是清清楚楚的。

    究其竟,这个女人,天赋太高,太聪明了。

    如果慈禧的“独立的主张”,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还好,关卓凡失去的,不过是主持中枢的地位和权力;可是,如果,她的“独立的主张”,分歧于历史的发展趋势呢?毕竟,她再怎么聪明、天赋再怎么高,对于历史的认识和预判,也不能和穿越者相提并论——她没有一百几十年成败得失的经验和事实打底儿呀!

    再想一想慈禧的“成长和变化”,完完全全出于关卓凡刻意的影响和引导,就更觉得讽刺了。

    除此之外,关卓凡也承认,“一己的荣辱”,嗯,我其实也是要考虑的。

    所以,我不能不向“最毒、最坏”的位置上走去。

    至于原先设想的,通过“赎买”的手段,引导慈禧逐步放权,最终退出政治中枢,事实证明,也是一个幻想。

    并不是说“赎买”没有用——事实上,“赎买”非常有用,几年下来,关卓凡“赎买”到了愈来愈多的信任和权力,可是,信任再怎么多,也还是一个君主对于臣子的信任;权力再怎么多,也还是一个臣子的权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慈禧会因此放弃君主的最高、最后的决定权。

    即是说,慈禧没有任何“退出政治中枢”的意思。

    慈禧给他的,只是“办事权”,不是“话事权”。

    而我要“赎买”的,不仅仅是“办事权”,还有“话事权”,乃至最终的“话事权”。

    形势很清楚,如欲“赎买”发生足够的效力,单靠“引导”是不够的,必须加之以足够的外力,等到形势比人强了,你不接受这笔交易,亦不可得了。

    即是说,必须“强买强卖”。

    不过,无论如何,这依旧是一笔大致公平的交易——如果显失公平,那就不成其为“交易”了。

    “交易”若达不成,“名正言顺”四个字就没有了,就算取得了所谓的“话事权”,居于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也是八面来风,摇摇晃晃,大部分的心思和精力,都得放在如何不掉了下去?如何坐稳了屁股下的位子?

    如是,上上下下,又能拿出多少的心思和精力,一致对外,改革开放,发展兴作?

    关卓凡必须正视和尊重以下的事实:

    第一,此时的清朝皇室,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依然拥有相当的威望。

    第二,国家初臻太平,两宫皇太后,确实厥功甚伟。

    厥功甚伟,唉,关卓凡苦笑了。

    关于慈禧的功过——

    在本时空,迄今为止,慈禧的表现,于国于民,于公于私,都是无懈可击的:

    简贤任能,虚己纳谏,信用汉员,支持洋务,小心翼翼的控制着自己对于奢华享受的欲望。

    由于关卓凡的介入,本时空的中国,国势之蒸蒸日上,远过于原时空的同一时期。但是,不论关卓凡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一时期,政治的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两宫皇太后手里,考虑到慈安和慈禧见识、能力上的差异,慈禧其实是整个帝国这一时期事实上的最终“话事人”,她对关卓凡的信任、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

    关卓凡以为,她的作用和功绩,值得一个颐和园。

    本时空,如果中国最终按照关卓凡的设想,重新崛起于万国,扬威于世界,则慈禧的功绩,不盖棺,亦定论,史书之上,她一定是比拟甚至超越汉之吕雉、宋之宣仁的英明女主,史笔如铁,仅仅为了这个,关卓凡也得善待慈禧。

    更何况,不论两人曾经有过什么龃龉和风波,她,毕竟是他的女人。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胎传遗毒”这种幌子,在目前的中国人的科学认知水平的大环境下,暂时性的拿来做政治斗争的手段,是可以的。但是,随着民智渐开,科学昌明,这个罪名,一定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与其叫后世史家来翻案,不如自己见好就收。

    关卓凡可不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那种人,他还是非常爱惜羽毛,看重自己身后名声滴。

    所以,他要从那个“最毒、最坏”的位置上,后退一步,庶几,对自己交代的过去,对伊人交代的过去,对历史,也交代的过去。

    以上是本时空,原时空呢?

    我是说,原时空,慈禧的功过是非呢?

    唉,这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目,而且,也必定是要引起争议的。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应该确认:在慈禧“归政”,将权力正式移交给德宗之时——当然,也不是百分百的交权——她的声望和权威,达到了自辛酉年“垂帘听政”以来的顶峰,朝野中外,都目慈禧皇太后为“贤后”,为“英主”。

    彼时的慈禧,在国人的眼里,浑身上下,闪闪发光。

    这块“贤后”、“英主”的招牌,里面没有任何水分,实在是由慈禧多年来治国理政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打造而成的。

    平定洪杨,将清朝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就不说了,说说之后发生的事儿吧。

    之后,是“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不是虚美,不是“回光返照”,是实实在在的“中兴”,人口,财政,军事,外交,中央的权威,政治的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的活跃和发展,以及遍地开花的新兴事物——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百分百符合“中兴”的标准。

    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定性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直接毁灭王朝,或者,王朝虽然暂时逃过灭顶割喉之灾,但再也不能振作,一路断崖式下跌,名存而实亡。

    秦、汉、唐、元、明……一一数去,概莫能外。

    清朝是唯一的例外。

    这,说明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提及洋务运动,都会给其定一个“失败”的性,不错,洋务运动最后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它不是没有成功过,而且,这个成功,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是“全面”的,这个成功,集中反应在收复新疆和对法战争两场战争的胜利上。

    原时空收复新疆,面对的局面,远比本时空恶劣:阿古柏已经获得了英国的全面军援;同时,沙俄不但已经占领伊犁,兵锋更直逼乌鲁木齐。就是说,较之本时空,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更加稳固,实力更加强大——这也罢了,关键是,要收复新疆,就要冒和沙俄直接开片的巨大风险。

    彼时,放弃新疆,已经是朝廷的主流意见,甚至可说是一边倒的——绝不仅仅是李鸿章的“海防派”的一家之言。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文祥,坚定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并且做了勒紧裤腰带、长期战争的准备。

    平叛的过程中,西征大军虽然客地作战,但在军事上,对于获得了“英援”的阿古柏叛军,却拥有碾压性的优势,差距之大,仿佛二鸦之时,英法军队对阵中国军队。

    这支军队的表现,获得了列强的高度评价——其中评价最高的,竟认为左宗棠军队的战力,并不在欧洲军队之下;更令沙俄深为忌惮——沙俄就在旁边儿盯着,西征大军的战力何如,老毛子大约比中国中央政府,还要更加清楚一些。

    这是沙俄放弃伊犁的真正原因。伊犁的收复,时人和后人皆归美于曾纪泽,但是,关卓凡认为,真正的功臣,其实是虎视一旁的西征大军。

    左宗棠的西征大军,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近代化军队,但已无限接近这一标准,而且,就士气和纪律而言,大约还在不少近代化军队之上。这是乾隆之后,中国步兵战力的最高峰。这样一支军队,如果放在甲午的朝鲜战场上,关卓凡以为,无论如何,不可能挡不住刚刚完成了近代化的日本军队。

    西征大军不是石头缝里崩出来的,也不仅仅依赖左宗棠个人的天才、意志和努力,它是彼时中国整体国力的产物,是彼时的中国人的精气神儿的集中体现——不错,中国确实有过一段自信心初步恢复、精神面貌掉头向上的时期。

    这个时期,涵括了即将到来的中法战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