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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第5页）

司机可能是受了他的情绪的影响，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赶到了笆头，在平时跑一趟县城非得超过一个小时的。

湛楚林没有直接回乡政府，而是让司机开到了乡财政所，采取了与死者回避的办法。

他在财政所那装饰时新的办公室里，紧急招来在家的乡领导，召开了小范围的会议，认真分析了命案情形，尤其死者家人的态度，商议对策，最后决定采用经济的办法进行调处，而且要求连夜督促死者家人将死者尸体拉走火化，及时安葬。

接着，用乡政府的专车去张冉村接来了张瑞金，由分管农民负担问题的副书记与其进行第一轮接触。

张瑞金听了乡领导一方动情自责，想了想说：“人都不在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当时我以为老人是要吓唬他们，谁知他真的说到就做到了，要是抢了那农药瓶就好了。

至于乡里提出私了的问题，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私了，我得和家里的兄弟姐妹们通个气，商量后再作答复，爹不是我一个人的爹，我一人不能作这个主。”

张瑞金又被专车送到乡政府机关，他将众家人邀到会议室外的墙边，通报了乡领导深表遗憾的心情和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意见。

他小弟说：“心情值个屁，那看他们舍不舍得出手，让我去和他们扯。”

第二轮由兄弟俩和副书记对谈，乡政府增加了政府办主任参加。

张瑞金的小弟忿怒而凶狠地说：“我们要用命来抵偿，钱有什么用，钱换不来我爹。

如果你们真有诚心，那先拿二十万再说。”

张瑞金的小弟在心里算计着，用四万开消亲友乡邻，哥、弟俩各得八万，八是个吉利数。

但他见副书记头脑冷静着，没有发表任何可否的意见，便急不可待又说：“不答应就上告！

理由很简单，老人还可以翻整田，做农活，只说还活十年可犁多少田、产多少粮食、要卖多少钱。

现在老人家被你们逼得先走了，还有安葬费，还有老娘和我全家人的精神损失费，你们算算，得多少钱。”

真是狮子大开口！

副书记觉得不能让他一人抢着说，也用算帐的办法说：“今年我们全乡的人平纯收入是二千五，算他十多年，顶多不会超过四万，这个帐也算得过去吧！”

双方谈判的差距是戴斗笠接嘴隔一帽子。

事情僵持着，僵持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湛楚清还是没有露面。

张瑞金的小弟说：“既然你们当家的书记在县里开会，我们就一起上县，去找县领导凭理去。”

就在事态将要进一步扩大和恶化的关键时刻，乡里有人出主意，请出一名在九八年和张瑞金一起住哨棚在抗洪中结下了患难见深情的挚友出面帮着做工作。

这一着果然灵验，是给张氏兄弟找了一架下楼的梯子。

张氏弟兄和亲友们见天色已晚，天气又热，老人尸体也不能老这样摊在乡政府，总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最后双方让步，以七万元达成和解协议，并免掉兄弟俩家今年全年的上缴款子。

当然，背地里也有人给张氏俩兄弟做工作说：“让老人睡在这里，你们良心上也是过意不去，老人一生也没有见过七万块，也没有积存七万块，老人在九泉之下也会安心的。”

乡政府为了不留后患，还拟了个书面协议，让兄弟俩签字，承诺不准上告，不再扯皮！

张氏兄弟答应了一切条件，签名画押，拿了七万元，连夜将老人接了回去，在家里摆开了灵堂，请来黑袍道师做斋为老人的灵魂进行了操度。

张家虽然为安葬好老爹吃闹了几天，然而命案事件还是被传了出去。

先是楚天都市报的特聘耳目记者找到张瑞金采访此事，张瑞金给予了婉言拒绝，心想不能抹了良心失信，并说：“老人是古稀之年，该享福去了，是因为媳妇给了点气呕，与收款的事没有任何联系，与村干部也没有关系，更与农民负担问题扯不上。”

随后，是南方周末的特聘耳目记者，他们的执业嗜好驱使着非把死人的事搞个水落石出，他们找到张瑞金的小弟，打破沙锅问到底。

张瑞金的小弟不仅和盘托出，还加了一些愤怒的和对现实不满的情感化的修饰语，正好迎合了记者不虚此行的愿望。

为了使文章能象火箭送飞船上天的一刹那而具有举世瞩目的轰动效应，记者还将张氏兄弟与乡政府签字承诺的不上告等条款也曝光于公众媒体之上。

这起因农民负担问题而引发死人的案件在全国尚属首例，引起了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国务院领导在全国可视电话会议上进行了通报批评，甚至连美国之音也大肆宣染报道。

大县县委县政府也象触击了高压电似的惶恐不安起来，并依法开展了查处，层层追究领导个人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