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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末的教会一点摘抄（第3页）

天主教以吸收大量教徒为主，给以一定的金钱收买，一般都以整个家庭一齐入教，有的甚至整村人吸收入教，在灾区利用出租土地收买佃农入教，育婴堂用低价收购婴儿和贫穷百姓送进的婴儿或弃婴给以领洗入教，再加上世代相传繁衍新生教徒。

因此，在教徒数量上要超过基督教的四、五倍。”

可以想见，众多的教民发现了一个高效的、前所未有的可以使自己如此接近国家权力的社群。

传教士们包揽词讼，偏袒教民，清政府又无法对抗传教士们所依赖的帝国主义，天主教社群的壮大势不可挡。

曹县、单县的被调查者们说：“在当初大家请求入教，主要是求得保护。

教民入教后觉得高人一头，有了靠山，做事不够‘检点’。

入教后在政治上有保障，不怕吃官司，神甫在官府有面子，如果有什么事，由神甫在官府面前说一声也就太平无事了。”

传教士们确实分摊了本该由清政府实行的权力，如此，他们发展的除了一群真正的教义爱好者——天主教徒之外，也发展了另外一批边缘教徒：为了经济利益入教的人，或者是贪图权力的不法无赖之徒。

教民群体变得复杂，再一次印证了传教士们在异邦的尴尬。

因为这些边缘教徒过于抢眼，其行为也容易被非教民扩大化然后覆盖整个天主教群体，传教士们被认为是罪魁祸首。

非教民则把本应指向清政府的怨愤非常直接、便利地放在了教民和传教士的身上，教堂很不幸地成为被打击的实体对象。

在探讨教会势力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时，很多研究者认为，教会势力的增长削弱了国家的权力，“它一方面保护教民，反对国家的治安力量，另一方面施加

影响包揽词讼。

笔者认为教会势力的介入，恰恰使教民获得了接近国家权力的手段，教会的存在成为国家权力的一个部分。

因为国家赋予教会诸多特权，正是这些特权成为教民认同的一个重要部分，换句话说，教民与大刀会众一样，在极力向国家权力靠拢。

教民取得国家权力的庇护之后，其行为的不当，又反而促成了非教民对大刀会的认同，在此情境下，两个社群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成为理所当然。

最能符合国家权力的社群，才能坚持到最后。

在斗争的过程中，国家若不能及时处理社群之间的关系，其中的消耗品就是国家的利益和威严。

（山东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晚清苏鲁边界地区社群关系及地方秩序变动——庞三杰与大刀

会

姓名：兰晓丽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近代史

指导教师：刘天路）

（很是赞同，当时的社会确实是这样的。

那时候的教会确实不怎么着，现在更是不会去什么教堂那地方。

本人根本就不相信任何宗教。

回到千年之后，只要你知道怎么骗人，你也可以混成一神棍，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