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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17页）

在法国使节煽动下、在检察长操纵下的小议会，针对我的这部作品发表了一项声明，以最恶毒的字眼儿宣称它只配让刽子手拿去烧毁，并且带着近乎滑稽的腔调，说是人们在批驳，甚至是在提一提它时，都会觉得汗颜。

我很想能把这篇奇文转录于此，可惜手头没有，而且一句也记不起来了。

我热切盼着我的哪一位热衷于真理和正义的读者，能把《山中来信》从头至尾地再看上一遍。

我敢说，他将会感觉到，人们是欲置其作者于死地，对作者进行了明目张胆而残酷凶狠的侮辱，其实这部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种泰然自若的节制。

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辱骂，也无法驳斥其论点，因为它们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便决定表现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架势，却不愿予以批驳。

可是有一点倒是对的：如果他们把不可辩驳的论据当作辱骂的话，那他们倒是应该认为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了。

国民代表们并没有对这个可恶的声明有过任何的抱怨，而是沿着它给他们划定的路线去走。

他们非但没有以《山中来信》为荣，反而躲在它的背后，以它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竟然懦弱地不对这篇为他们辩护并且是应他们之邀而写的作品表示敬意，也不为之伸张正义，尽管他们偷偷地从中抽取了全部证据，尽管他们因只是准确地遵循了该作最后的忠告才得以摆脱困境，取得胜利，却不公开引用和指明这部作品。

他们曾把这一职责强加于我，我尽了这一职责，我为祖国和他们的事业鞠躬尽瘁了。

我请求他们把我的事撇下，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纷争。

他们按我的话去做了，而我只是为了不断地请求他们停止争吵，才插手他们的事情的，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仍固执己见的话，一定会被法国压垮的。

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个中原委我是明白的，但这儿不是说的地方。

《山中来信》在纳沙泰尔的反响起先是很平淡的。

我赠送了一本给蒙莫兰先生，他很高兴地收下了，而且读后也未有异议。

他同我一样，有病在身。

待病好的时候，他前来看过我，并没有说什么。

但是，风波起来了，书不知在什么地方被焚烧了。

风暴的中心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很快便移到纳沙泰尔来了，特别是移到了特拉维尔谷。

在这里，甚至在宗教界尚未有任何明显的动作之前，有人就已经在暗中下手，煽动老百姓了。

我敢这么说，我在这块地方是应该受到爱戴的，正如我在我所生活过的任何地方受到爱戴一样，因为我乐善好施，周济身边的任何贫困之人，对任何人都予以我力所能及、天经地义的帮助，同所有的人亲近异常，也许有点过火，而且，尽可能地不显山露水，免得引人嫉妒。

但是，凡此种种并未能阻止不知受何人暗中唆使的群氓们渐渐地对我不悦，竟至达到怒不可遏的程度。

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辱骂我，不仅是在乡间路上，而且在大街上亦然。

曾经得我好处最多的人也是反我最凶的人，甚至有一些我仍在施以恩惠的人，自己不敢抛头露面，却撺掇别人，似乎想以此来洗刷对我感恩戴德的耻辱。

蒙莫兰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还没有跳出来。

但是，在将近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到了时，他前来我处，劝我不必前往，并向我保证，他不管怎么说并不恨我，绝不会让我不得安生的。

我觉得他的客套话很蹊跷。

他还向我提起布弗莱夫人的那封信，而我无法想象，我去不去领圣餐同谁有那么大的关系。

由于我认为若是让步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再说，我也不愿让公众抓住把柄，斥责我大逆不道，所以我断然地拒绝了牧师，他怏怏而回，并暗示说我会追悔莫及的。

只凭他一个人说话是无法禁止我去领圣餐的，必须由曾接纳我的那个教务会议发话才行，而只要教务会议不发话，我便可大胆前去，无须害怕遭拒。

蒙莫兰设法让教会授命他传唤我去教务会议交代我的信仰，若我拒绝，就将我逐出教会。

逐出教会一事也只能由教务会议决定，而且必须以多数票通过才行。

但是，以老教友的名义组成此会议的那些乡民，是由其牧师领导，而且心照不宣，是由牧师操纵的，当然是不会与牧师的意见相左的。

特别是在神学问题上，他们对此问题比他还要一窍不通。

因此，我被传唤，决定出庭。

如果我善于辞令，如果我的嘴犹如我的笔一样，这会是多么好的一次机会，对我该是多大的一个胜利啊！

我将以多大的优势，又是多么轻而易举地在那六个乡民面前将那个可怜的牧师驳得体无完肤啊！

新教牧师的统治欲使之忘掉了宗教改革的所有原则，所以我只要解释一番他们愚蠢地据之以攻击我的《山中来信》的头几封信，就足以让他们想起这些原则，驳得他们哑口无言。

我的文章是现成的，我只需发挥一下，那家伙便会乱了阵脚。

我不会傻乎乎地只去防守，我很轻易地便能成为攻击者，而又不让他有所察觉，或者让他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