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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说到这一段时,三言两语打发过去,我几次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她几次虚虚地迈过去。
我知道她不是对父母结合不满——正是靠了这个婚姻,她才活了下来——而是觉得这种贫贱夫妻的事太实际,不浪漫。
我找到过父亲陪母亲到城中心照相馆拍的一张照片,母亲梳着流行发式,穿了她最好的衣服,折价买的一件白底白花绸旗袍。
日本投降时,急着赶回南京上海的富贵人家,带不走的家当,就便宜卖了,那时有好几条街有人专收专售。
父亲不在照片上,母亲抱了大姐,端坐于一个花台边。
照片上的小白花的粉红,是后来大姐加上的颜色,给平淡的黑白照片添了点儿韵致,照片上的人在框起来的尺寸里,眉眼很沉静,甚至有点儿忧郁,看不出她内心痛苦还是快乐。
这是我能追溯到的母亲最美的形象。
7
家里有门亲戚,我们叫他力光幺爸,但不和父亲一个姓,我从来没问,也没想过,以为是家里认的干亲。
他一来,就是母亲不在家,也与父亲关起房门,说话声低得听不见。
看来他就是袍哥头的弟弟,大姐说的小名火林娃的人,大约“文革”
开始,他就很少来我们家,以后也就没见到过了。
这也许和大姐说的与“反革命”
几个字有关,彼此没联系,也就减轻了祸事临头的担忧。
力光幺爸的样子,我已忘掉。
我只能在大姐身上,找寻那个她叫作生父的男人的形象。
他不像一般重庆男人那么矮小,瘦弱,他喜欢穿长衫,戴帽子,是个风流情种,偶尔吃点小醋。
朋友义气重,可以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这么一个和母亲有紧密联系的人,一个我从未看见过的人,无论多么真实,对我而言,也只是影子一个。
他曾被派去江北的兵工厂,捕捉在那儿半公开制造炸药的共产党,却一身是血败逃回家,母亲被吓坏了。
为此,在袍哥中他没有得到提升,在家中发酒疯,砸坏结婚时客人送的所有的匾,用脚踩,狠抓自己的头发,母亲才明白这男人日子并不一味轻松。
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街上巡警和便衣增多,半夜也会听到敲门声,清查共产党。
他常常不在家,突然回家,也会突然就走掉。
这样的日子,恐怕母亲离开时也没有多少留恋。
大姐说,这个男人走到哪里身上都不必带钱,到哪里只要发一声话,就有小喽啰、小流氓跑前跑后,将钱递上。
“流氓头子罢了,这有啥子值得说的?”
我不以为然地说,“幸亏妈妈抱你出走,否则,解放了,你还会有好日子过?”
我想杀杀大姐的傲气。
现在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老抱怨这个家穷。
“你说得有点道理,”
大姐清清嗓子说,“哪条道,我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共产党占领重庆前不久,一场大火在重庆上空腾起。
火蔓延着,顺着夏季的江风沿山坡往上卷。
临时板棚,吹到热风就着火。
泊在河滩渡口的木船趸船也燃烧起来,平民百姓在火焰中奔逃。
母亲抱着未满周岁的二姐,牵着三岁的大姐,尽量躲避着尚在冒余烟的房屋,沿江岸寻找父亲的船。
到处都是烧伤呻吟的人,狂奔乱逃的人,不相识的人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聚在一起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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