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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怀过八个孩子,死了两个,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我是幺女,第六。
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不是因为我最小。
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紧,关照却特别周到,好像我是别人家的孩子来串门,出了差错不好交代。
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
他平时沉默寡言,对我就更难得说话。
沉默是威胁: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帖的皮肉。
对哥姐们,母亲一味迁就纵容,父亲一味发威。
对我,父亲却不动怒,也不指责。
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
4
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坐在一张矮木凳上,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
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凳面有个小方块,嵌镶着四块瓷砖,中心是朵红花。
这样一个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
他熟练地裹烟。
堂屋里光线暗淡,但他不需看见。
他眉毛不黑,但很长,脸上骨骼突出,眼神发亮,视力却差到极点,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很少笑,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也从未见他掉过泪。
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一定累积了无数人生经历。
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
我放学回家,见房门紧闩,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
“是你妈回来了,”
父亲说,极浓的浙江口音,“饿了没有?”
他掉过头来问。
我说,“没有。”
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
父亲说,“饿了的话,先吃点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
我说。
听着房门里的洗澡声,我突然不安起来。
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
四人抬的氧气瓶,过跳板时只能两人扛过去。
她抢着做这事,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
被救上岸,第一句话就说:“我还能抬。”
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而是怕失去工作,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
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
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母亲赶去了。
那时还没我,正是大饥荒开始时,母亲饿得瘦骨嶙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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