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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5页）

不过蒋委员长的赈灾行为着实令人费解：他一方面心急火燎地召开“前方军粮会议”

，决定将河南省的总征粮数减为250万石，由国库拨款两亿元用于河南赈灾，同时命令征用所有的交通工具，火速将陕西的贮粮运往河南；另一方面，这位蒋委员长又同时强调今年河南省的军粮征收不能减免。

蒋委员长的这一举动使日后的历史学家们感到一头雾水，一边是火急火燎的“赈灾”

，一边是不由分说的“纳粮”

，这两件南辕北辙的事居然搅到了一起。

有人这样分析，蒋委员长“赈灾”

是假，“征粮”

是真，三面临敌的河南驻军不可一日无粮，老先生从战略角度考虑，无奈地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

白修德写完那篇灾情报道后，又采访了一位中国军官，当他义愤填膺地指责国民**横征暴敛造成的惨剧时，这位军官却振振有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这话应该很对蒋委员长的心思，他嘴上不说，心里却很希望老百姓应有这种觉悟，宁可饿死也绝不当亡国奴！

可问题是，奄奄一息的数百万河南灾民们，此刻他们该如何选择？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当有饭吃的亡国奴？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悖论！

似乎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若干年后，白修德对中国民众作出这样的评价：“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

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

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

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两辆美制军用敞篷吉普车在叶县通往洛阳的公路上艰难地爬行着。

这段公路由于年久失修已变得凹凸不平，再加上日军的空袭，使原本已经很糟糕的路面上布满了大小不等的弹坑，车子颠簸得很厉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上将和幕僚、卫士们被颠得七荤八素。

汤恩伯的帽子歪斜着，落满了灰尘的黄呢军服敞着领口，满脸的汗水混合着灰尘在他的圆脸上留下一条条污痕。

汤恩伯的心情很恶劣。

大战爆发的第一天，国军重兵防守的黄河防线就被撕开了两个巨大的口子，日军三面包围郑州，只在城西方向留出通道。

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与其在攻城上多耗时间，不如迅速夺取交通枢纽，主力尽快南下控制平汉铁路。

至于郑州的中国守军，日军干脆放开一条通道，使其主动撤退，避免守军做困兽之斗，增加日军攻城部队的伤亡。

据中美空军混合团的侦察机飞行员报告，日军另有一股强大的兵力正向西南方向涌动。

这一态势使蒋鼎文心里一惊，此时他就算再傻也看出了日军的路数，那是日军统帅畑俊六大将朝思暮想的心病：在豫中围歼汤恩伯集团的精锐主力——石觉的第13军。

蒋鼎文为此惊得张皇失措，他知道13军是汤恩伯的心肝宝贝，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于是急令汤恩伯火速赶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

这就是蒋鼎文的愚蠢之处，都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他还要正儿八经地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

汤恩伯为了赶时间便轻车简从，只带了副官、参谋及四个卫士就匆匆上路了。

汤恩伯本不是等闲之辈，他是蒋委员长的同乡，早年毕业于浙江讲武学堂，后来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炮兵科。

回国后先任孙传芳部少校，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黄埔六期军训区队长，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军长。

汤恩伯的威望随着13军的赫赫战功渐渐声名鹊起。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汤恩伯率13军在南口居庸关一带和日军血战14天，直到张家口被突破，才不得不下令突围。

在1938年台儿庄会战中，汤恩伯才真正显露杰出的指挥才能，他率领第20军团猛攻枣庄、峄县。

日军以一个旅团进援台儿庄，汤恩伯一个反手将日军第10师团圈入包围圈内，第20军团的骑兵团随即沿台枣公路展开攻击，上千名手持马刀的轻骑兵组成数道凶猛的攻击波，在日军猛烈的火力下前仆后继，连续攻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楔入日军防线纵深达四公里，数百名日军士兵横尸骑兵团刀下……

一个随军的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烈的搏杀，他是这样报道的：“凶猛的中国骑兵展开战斗队形，旋风般冲进我们的防御阵地，随着战马冲击速度的加快，他们手中令人生畏的马刀犹如割草机，霎时造成我军血流成河的景象，即使是中世纪马木留克[2]

骑兵再现，也不过如此了，我们一些步兵的神经系统处于崩溃状态……”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初期的传奇故事，汤恩伯军团和下属第13军功不可没。

1939年随枣会战，汤恩伯军团纵横襄东平原，收复唐河、桐柏、枣阳、随县，其主力第13军成为中国陆军的明星部队。

在当年的冬季攻势中，第13军奉命进击日军第3师团，大获全胜，成为冬季攻势中最辉煌的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