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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了全国纺联的盟主 1（第1页）

吴绍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纵放巨奸、吞没逆产”

案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他身上所系的案子毕竟还没终结，于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剀切陈词，苦口婆心地劝：

“绍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职时，事必躬亲，气势冲天，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与钱慕尹———钱市长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与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会上你又不能与杜月笙合作，你的失败现在还只不过开始，从今而后，你要改变作风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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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绍澍听后，默然无语。

杜月笙因吴绍澍的“欺师灭祖”

，横施打击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养精蓄锐，休养生息，以他交游之广，声望之隆，上海滩依然还是少不了他。

加上恒社弟子多已成了有权有势的人物，杜月笙有这么完整的班底，优秀的干部，事业当然大有可为，因此，杜月笙经过审慎考虑，多方试探，又有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迹象。

杜月笙在重庆时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干劲十足的得意门生。

他就是一向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

胜利后，袁国梁做麦粉和棉纱，大来大往，气魄很大，面粉大王荣德生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

“我办工厂，就像吸海洛因，不过你也不错，可以算得上吃香烟的。”

1946年袁国梁投资设在江阴的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

他投下的股本很多，预定当年7月开工，公司成立规模很大，于是引起江阴“三大亨”

黄善青、祝林等插足其间的雄心，袁国梁惟恐董事长一席落在他们之手，带领公司股东群起反对，结果双方闹得股东大会几乎流产。

袁国梁无可奈何，只好拖着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的王先肯，到18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打算请老夫子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把事体摆平。

王先青、袁国梁两人去见到了杜月笙，却是“老夫子”

正发气喘，卧病在床，他在床上听完了袁国梁的报告，为替学生子撑腰，他没有思索，一口答应，随即问袁国梁说：

“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子呢？”

袁国梁喜不自胜，于是便答：

“老夫子加5000万元的股子好了，这笔钱由我替老夫子垫。”

杜月笙连忙摇摇手说：

“笑话，笑话。”

他马上命人喊徐懋棠来，徐懋棠的父亲原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上海人有句打话：“吃不穷，用不穷，汇丰买办。”

因此徐懋棠得了乃父馀荫很多钱，他参加恒社甚早，战前就已担任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总经理，抗战8年他替杜月笙在中汇银行看家，胜利以后仍然担任旧职，但是却又添了一项替杜月笙理财的工作。

因此，杜月笙决定投资福澄公司，便命徐懋棠当场开了一张法币5000万元的支票，交给袁国梁，由袁国梁写一张临时收据，手续便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