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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第8页）

蔡继刚站起身慷慨陈词：“我认为第一战区长官部最大的失误在于事前疏于防范。

日军进犯之前，我方已获得情报，而且亲眼看到敌人修复黄河铁桥，第36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提出了很有战略眼光的建议——派出小部队奇袭北岸，再次炸毁黄河铁桥，无奈不被采纳，而且认定是日军故意发出的谣言攻势。

一度封锁之河口，竟又复行开放，致使4月17日前两天就有日军小部队偷渡过河，将我南岸河防阵地侦察得一清二楚，待我军发现时为时已晚，足见防范之松懈。

特别是日军工兵在我军众目睽睽之下修桥达数月之久！

我军竟长期坐视，毫无动作，致使日军第3坦克师团冲过大桥，在豫中平原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现在李长官已壮烈殉国，而他的担心不幸言中，我们在座的各位，何以抚慰李长官的在天之灵？”

在座的将领们都低着头，无言以对。

“还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战前我军的兵力部署，一战区兵力虽多达40万之众，但一个师守一个县，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每一点上都是劣势，而日军往来机动，在每个点上都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我军将士再英勇顽强，也无力抵挡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耗尽拼光只是时间问题，毫无胜算把握。”

陈诚点点头问：“还有吗？”

蔡继刚回答：“暂时没有了，想起来再说。”

蔡继刚发言后，会场气氛活跃起来，长官部后勤处长李峻如站了起来，很谨慎地说：“此次战事失利，后勤也是个大问题，长官部在战前用兵站总监部的汽车到河对岸抢购敌占区的物资，致使战事发生时，兵站没有汽车对部队适时补给粮弹。”

会场上一片哗然，将领们纷纷交头接耳，皆面露愤愤之色。

李峻如见状似乎受到鼓舞，鼓起勇气继续说：“还有兵站总监部所属各仓库，平时都把军粮贷放给农民，坐收利息，更有盗卖军粮者，所以部队军粮欠发甚多。

另外，所发军粮都是原粮小麦，各部队只好动用作战士兵自行磨面，战事一起，难以全员上阵。

更有很多部队直接就食于民间，造成军民关系恶化。

嗯，还有兵站征用民间交通工具太多，但大部用于为商人包运货物，或者为部队走私货物。”

陈诚的脸色渐渐变得铁青，他的右手下意识地敲打着桌面。

长官部办公室一个上校发言：“长官部移动时管理松懈，混乱不堪，电务人员建制混乱，责任不明，每到一新地点，总有人不能追随行动而失散。

电话机丢失更多，又因密码本遗失及无线电台与各部队波长呼号错误，以致失去联络，无法指挥。

而兵站总监部于转移时，科长以上职员多擅自后退，导致前方兵站业务无人负责。

可以说一战区长官部的指挥管理形同瘫痪。”

一个中将站起来说：“部队普遍吃空额，实际缺额极大。

以战前而论，洛阳市场上的粮食半数以上都是部队卖出去的。”

另一个中将立刻辩解道：“作战部队有作战部队的难处，今年年初以来物价飞涨，市场上粮食及商品早晚都不同价，可军饷却无增加，士兵的月饷只等于战前的几毛钱，甚至几分钱。

一切副食费、办公费，都同样无形减少，减少到官长若不吃空额，不仅他本人会饿死，全军全师都会饿死，这样下去，还打什么仗？”

又有个少将抢着发言：“最气人的是管弹药的后勤人员，我甚至怀疑他们是汉奸，他们拒绝与作战部队合作。

兵站的弹药仓库每个县都有，可没有一个兵站仓库愿意把弹药送往前线。

这些浑蛋不管战事多紧张，一律等候各部队派兵持提货单来领，要是没有兵站上级军官颁发的提货单，就算是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也休想领到一颗子弹！

汤长官于4月26日在登封碰了兵站小官的钉子，5月10日又在嵩县碰了兵站的钉子。”

又有人接着发言，但声音小了许多：“将帅不和，彼此间不信任。

部队仍有地方部队、中央军之别。

许多北方部队装备差，兵员缺额又大，但使用起来专往风口浪尖上顶，这次会战我军打得最激烈最顽强的许昌、洛阳等守城战，都是杂牌军打的，而有些嫡系部队却一直养精蓄锐，偏安一隅，如此不公，令各友军之间无法同舟共济，相互配合作战。”

蔡继刚没有抬头，听声音就知道是暂编15军军长刘昌义。

陈诚一言不发，气恼地在地图前来回踱步。

军事检讨会因为蒋鼎文、汤恩伯二人不在场，所以开得很热烈，直到下午1点钟。

下午3点，第一战区长官部记者招待会在司令部招待所入口大厅召开。

西安市党政系统、社会贤达、各界名流、社会各团体、群众组织、商会代表、新闻媒体会聚一堂，人声嘈杂，气氛热烈。

大厅北面置一讲台，上面铺着绿呢桌布，放着一支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