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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30年代末重庆（第7页）

“舅舅，我走了”

她喃喃道，也没有回头便默默地走了。

第二日，我告诉德诚，等几天再回自流井。

他很是诧异，着急道：“先生，我到外面打听，大家都说这次日本就是试探，没扔几个炸弹就走了。

此后可就不好说了，还是回乡下安全。”

我并没作答，其实自己也说不好为何要等。

我明知白莎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但也许心中还抱着一丝希望。

一个礼拜过去，她没有再来，我想她应该已经在去武汉的路上，当然去了延安也未可知。

这一个礼拜，我几次想起白莎跪在小姑娘的遗体边，责问上帝的那句话。

或许那一刻，她已经选了自己的路。

那些天我也想着自己该如何选择去留。

从美国回来的这十几年，虽然在做着事，但却是缺了魂一般，身子在动，心却一直想静着。

可这烽火连天的岁月，心再静，总是要做些事。

既然想明白了此地远未到终点，那便还需向前求索，既为生者，也为死者。

转天我去找了俞先生，请他举荐我去资源委员会做事。

那日我们聊得畅快，又仿佛回到了当年同窗的时光。

此后几个月，我便往返于重庆和自贡之间，开始筹划盐业化工的大事。

五月中，翁文灏先生飞抵重庆，虽是公事繁多，仍安排我去谈盐卤工业的建设。

此前打井、推水、煮盐、炼碱，都是自己给自己做事，陡然间变成公事，确有诸多不适之处。

不过想到这是为国家和抗日的大事，也就都释然了。

到了三八年十月，武汉和广州都沦陷了。

无论是国府还是延安都在讲抗日将是持久之战。

此间陪都又经历了数次轰炸，虽然日机越来越多，死伤也越来越重，但无论是川人还是下江人，无论是高官还是百姓也都泰然处之了。

我再次得到白莎的消息却是到了三九年底。

接到了她的来信，确是一惊。

本想她或是去了武汉，甚至是去了延安，却没有想到她又回到了上海。

她在信中没有提及此前一年多的行踪，倒是说起了两位故人的近况。

一是白牧师终于回到了上海。

这本是好事，可他在船上大病一场，只能暂时在上海养病。

白莎在信中并未提到他们见面的详情，只是说见到我后再行告知。

这第二件事，倒是让人听着欣喜。

“那个男孩，”

她用英文写道，“他真的追到中国来了。

原本他说去年毕业后便要来的，但他父母还是希望他能将工作一事料理停当，便耽搁了一阵。

此事我左右为难，年底前还有事会来重庆，顺便也想请舅舅帮我参谋。”

中国人说“娘亲舅大”

，白莎是个孤儿，能把我这个舅舅当真，如此大事千里迢迢来找我商量自是真情可鉴。

如此想来，一丝暖意萦绕心头，而年关将近，便让德诚拍去电报，让白莎回自贡过年。

祭灶那天，白莎回到了自流井。

她还是穿着那一身棉袍，围巾和布鞋，活脱脱的乡村女教师，哪里像是美国归来的洋记者，更不像是能在蒋夫人身边出入的名媛，但这正是我所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