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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5章 苏亦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第3页）

第二次的自誓，则是同年较晚的时候。

盟誓的对象自然就是皇君晋公举行的。

为啥要说这些呢。

那是因为高铭先生的《侯马载书盟主考》基本同意了老师唐兰先生的观点。

不仅如此，后来高铭先生的学生冯石写了一篇《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也同意了这个观点。

啥叫做学术一脉相承，这就是。

那为啥冯石不再称呼“载书”

而是称呼“侯马盟书”

？

那是因为到了87年，学界已经基本认同“侯马盟书”

这个概念，唐兰先生也已经去世，没有必要标新立异，继续称呼“载书”

了。

实际上，1976年，张晗先生参与编着的《侯马盟书》就已经出版。

这书之所以能够出版，也是运气使然。

1973年9月11日蓬皮杜应邀访华，因为是第一个访华的法兰西首脑，这一次接待规格很高。

没来之前，就已经安排好接待行程。

其中就包含大同的云冈石窟。

同年，8月份，时任图博口副组长的王冶秋先生到云冈石窟检查其准备工作，回到太原的时候，当时的侯马工作站到张守中先生就找上门来。

主要是为了求援的，呼吁上面重视侯马盟书。

得到王冶秋先生的支持以后，山西这边就成立了由张晗、陶正刚、张守中三位先生的整理小说。

就这样，整理了两年多，直到1976年才得以出版。

从1965年侯马盟书被发现到《侯马盟书》的出版，差不多过去了十年的时间。

这书一出版，就在学界内引起巨大的轰动。

国内的大报纸都有报道。

现在热度也没有过去。

高铭先生写了相关的考释文章，也算是学术热点。

不仅高铭先生写侯马盟书，其实，张晗先生也写。

作为侯马考古工作队的队长，《侯马盟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张晗先生也受邀参加这一次的成立大会。

而他的文章《侯马盟书丛考续》，则是对《侯马盟书》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补充。

因为高铭先生的关系，来之前，苏亦就大量阅读侯马盟书的资料，其中《侯马盟书》也没啥翻。

看到两位先生一前一后做了关于侯马盟书的学术报告，他当然不会落下。

两场报告听下来，收获满满。

此外，他也很关注李学勤先生的报告。

跟大家不一样，他研究的是青铜铭文《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

这里面的“训匜”

是一个西周青铜器（因为铭文考释各有不同，这个青铜器名称也多种多样。

）。

青铜器铭文记载了西周一名贵族“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