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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希姆莱戴笠（第14页）

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这首诗充分暴露了他那狂妄的野心。

汤恩伯与戴笠的关系，远远超过胡、汤之间的关系。

1943年至1944年之间，戴笠曾三次到汤恩伯的驻地河南叶县。

只要戴笠一到，汤恩伯立即带着亲信将领到场陪宴观剧。

戴笠大模大样，那副骄横的神情，连旁人看了都过意不去。

在座作陪的有汤恩伯的下属孙元良、王仲廉、陈大庆、张雪中等一批集团军总司令的黄埔一期老大哥，杂牌部队的将领则有何柱国、沈克等人。

在这些人当中，论资历，论年龄，都超过戴笠，可是他却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面目，因此不知多少人暗地里摇头唾骂。

1943年年底，汤恩伯与戴笠合谋，利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空子，勾引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长袁晓轩公开自首叛变，将由他负责联系统战系统的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振寰、嵇文甫教授等80人出卖。

汤恩伯命令其副参谋长万建藩派人逮捕，受到株连的那就更多了。

以后这一案件，由汤恩伯移交给戴笠，戴笠即交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河南站站长岳烛远，作进一步的追查，造成了更大的灾害。

叛徒袁晓轩则被岳烛远派人护送到渝请赏。

以后这个无耻的叛徒，既被派到军统所属的特务训练班充任过校级教官，也利用他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而又在东北军系统中混过多年的关系，被调到军统局渝特区的岗位上，做了东北组的少将组长，以伪装东北军老军人的身份，专门在东北军系统中爱国民主人士里活动，吃亏上当的人不知多少。

汤恩伯在河南称王称霸的8年，戴笠与之勾结日紧，什么无法无天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戴笠于1943年至1945年之间，由于孔祥熙的推荐，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运局局长，从而插手财界（戴笠接过局长后，保张果为负实际责任）。

汤恩伯所控制的苏、鲁、皖、豫四省边区地带的界首，正是武装走私的大好通道。

戴笠如此插入财界，据说是得到张学良身边的王公简（此人是青年党，经胡宗南介绍给戴笠的）献计献策而来。

戴笠委派前河南站长刘艺舟为河南缉私处长，兰训班教官刘鸿烈为甘肃缉私处长，兰训班副主任王孔安为宁夏缉私处长，前川康区长廖宗泽为四川省缉私处长，前晋东南站站长乔家才为陕西省缉私处长。

这就是戴笠以中原作中心，控制豫、陕、甘、川、宁五省的“八阵图”

。

戴笠又派其老牌亲信张树勋、王兆槐为界首货运分处处长，配备道奇牌载重汽车数百辆，日夜奔驰于豫陕川道中，抢运之忙，急如星火。

更妙的是宋子文身边得力捞钱手贝祖贻，精心献策，收集敌伪各种钞票的样品，到美国仿印了一批日伪假钞票运回，然后到敌伪区去使用。

后来经过一番核算，假钞如此笨重，运费很贵，不如购买印钞机在渝自印。

这就是后来在重庆缫丝厂大量印制假钞，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交由第一战区调查统治室主任张严佛保管和运用。

此后，深入敌占地区收购、抢运物资的资本，边区各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将领的开支等等，都在源源运到的假钞中开销。

汤派其军需处长胡静如及驻洛阳办事处长韦鲁斋，到界首设有抢运物资大做生意的机构。

在这个问题上，汤、戴也是不分家的。

汤恩伯武装走私、抢购、抢运，没有去不到的地方。

他们在进入敌伪区抢运物资的同时，还对敌伪文武官员进行收买。

他们收买过汪精卫的军政部长鲍文樾，驻商邱的皇协军长张岚峰，驻开封的汪伪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汪伪驻新乡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等，甚至还派遣陈旭东去“满洲国”

收买过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

总之，他们对待汉奸群中的大头，不论是文的武的，不论是汪伪系统的，还是华北王克敏系统的，抑或是伪满洲国张景惠系统的，一律假传圣旨封官许愿；必要时，先发通天委任状或证明书，如此这般一来，当然路路皆通，反正受灾受难的是沦陷区的老百姓。

1943年至1944年之间，军统局以戴笠的兼职而设的机构外，为了打通路线，抢运物资，还得保证安全运到重庆，一时在界首、临泉设立的特务机构如林，例如以陈旭东为界首特别站长，以周兆祺为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以刘国宪为界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以周麟祥为临泉特别班的副主任，以刘培初为第一战区副长官部党政工作总队长。

与此同时，戴笠在第一战区长官部还设立晋冀豫鲁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

戴笠特别重视这个总队，原来想要张严佛兼任总队长，张知难而退，戴笠便从陕西缉私处岗位上将乔家才调来担任总队长。

（陕西省缉私处长改调金闽生接充。

）此外，戴笠将东北军老将领袁佐唐，以华北策反专员的名义调驻界首，令帮会大头头刘明德与袁相互策应配合。

他关照两人要跑满台，苏鲁皖豫边区都要跑到，晋冀鲁豫边区也要显神通。

戴笠有的是假伪钞，多花点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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