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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希姆莱戴笠（第6页）

是用于对平行地位的人说的；“校长”

是对清一色的黄埔同学用的；“领袖”

是纪念周上以及吸收特务入团宣誓，或在各特务干部训练班的讲话时用的；“委座”

是夹在领袖的称呼中并用的。

真是用尽心机，莫此为甚了。

戴笠的唯我独尊、绝对的家长主义作风，是维妙维肖地继承祖师爷蒋介石而来的。

有一次，华北训练班第一批受训完毕的学员杨清植，被戴笠委派为浙江警校警士教练所的队长，限即日前往到差。

杨为了安置家眷，赶不上当日的火车，吓得面无人色，连忙去报告戴笠。

本来杨不去报告还可能无事，一报告便倒霉。

戴笠二话不说，将杨关了禁闭，半年后才释放。

另一个倒霉的人是戴笠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包潜，1936年，军统从杭州警校调一批政治指导员到招商局各长江轮船上去当高级的交通员，被调的都限令当日搭车成行，唯独包潜一人没有赶上火车。

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逼着包潜雇用一辆小汽车星夜赶到南京报到。

包潜慌里慌张的，自恃是与老板穿过草鞋的同学，以为赶在火车未到之前去报到，总该会讨得表扬一番。

不料戴笠也是将他关押起来。

他的这种法西斯的统治，事例是非常多的。

十人团的大头头们，好比恶婆婆带媳妇一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形成了一套法西斯化的家法。

戴笠在“双十二”

事变中的行动，也是他取得蒋介石的宠信的原因之一。

震惊中外的“双十二”

事变，张、杨举行兵谏，蒋介石被扣于西安。

如果不是中共以国事为重，出面斡旋，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而解决了重起内战的危机，则我国人民遭受的祸害实难想象。

戴笠在这次事变中，又是一宝押中，从此取得主子更大的欢心而巩固他的地位。

“双十二”

事变发生后，报纸上还不曾登载，戴笠已经收到西安站长江雄风的来电。

他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先去见了何应钦和复兴社的头头们，又去见了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之后，坐着汽车跑到慧园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来找余乐醒，说是有要事相商。

那时郑介民、梁干乔也相继到来。

戴笠哭丧着脸说：“如何是好，领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了，生死难卜。

我见了何部长，他主张立即讨伐。

见了宋院长和夫人，他们则认为打不得，要用政治解决。

贺衷寒、桂永清等人也是主张兴师问罪。

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得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

他说完便大哭起来。

大家面面相觑，无以为对。

余乐醒流着眼泪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

飞檐走壁的人，一时何处去找？我愿随戴先生化装混入西安，再想办法。”

戴笠不置答。

郑介民、梁干乔则在打与不打上做文章。

他们都主张打，认为政治解决是空想，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戴笠说：“打吗？不打都难得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别有文章。

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作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