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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希姆莱戴笠（第8页）

戴笠在如此得心应手的环境下，于1934年前后，由政治特派员逐渐变成为警校的“太上皇”

，将该校人员从校长到处室以及各队队长等等，几乎全部变成了黄埔学生出身的特务骨干。

个别的上层人物，如校长赵龙文、教务处主任酆裕坤这样的人，也非要进入复兴社的染缸上色不可，否则是没有他们饭碗的。

戴笠对警校学员、学生的培训和考核极为重视，将认为够得上做特务干部条件的，除了极少数保送出国留学外，绝大多数都挑选入甲、乙、丙三种特警训练班去“深造”

。

甲训班设在雄镇楼，学校内部习称为“租界”

，没有出入证的人误入了，便有被抓坐禁闭的危险。

甲训班培训高级特务骨干，挑选是很严格的。

乙训班设在警校校本部内，整天骑马、打靶、驾驶、练武术（拳击、摔跤、擒拿、举重）等等，这是培训行动打手的专门技术。

丙训班专收十五六岁的女青年，培训的课目，除了武术之类以外，特别注意烹调、缝纫、洗涤衣服、理发等等属于女佣做的活，戴笠派他的一个从反省院保释出来的叛徒戴学南做女生管理员，此人是北京女师大毕业，是戴笠同宗的侄女。

她虽然对在校的女生都管，主要的精力是用在丙训班。

除了上述的甲、乙、丙等训练班外，还有电训班，为训练无线电工程和收发报通讯的专业人员而设。

戴笠与另一特务头子康泽合作的庐山星子特训班，名曰合作，实际上是寄生的方式。

这与杭州警官学校一样，是利用现成的机构和批准有案的经费来做自己要做的事。

在复兴社十三太保中，戴笠、康泽两人既有联合又有矛盾，这是众所周知的。

1934年前后。

蒋介石为了“剿共”

，居庐山时多，设的大本营有可靠的部队担任警卫。

但是当蒋介石坐着大轿在牯岭上上下下，就唯恐从树林丛中走出刺客，这个责任便落在庐山管理局警察署的肩上。

戴笠为了献殷勤，便多次亲自率领浙江警校正在受训的男女学生，到山上以保卫领袖安全作业为实习课程，既要与康泽合作，也要与山上的警务署合作。

戴笠所拟的实习计划书，事先送蒋介石批阅过。

蒋介石在那个计划书上批了“与康泽合作”

五个字。

很明显，蒋介石批的“合作”

是指安全计划，并非指星子特训班的合作。

戴笠假装糊涂，对康泽说了几句捧场的语，康也就乐得做顺水人情，将合作二字扩大到训练学生的合作。

康泽所办的星子特训班毕业的学生，经蒋介石批准有案，可取得中央军校本校同期毕业学生的学籍待遇。

换句话说，这些学生与蒋介石便有师生关系，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比之一个省的警官学校或者是特务训练班的学生，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戴笠一次将浙江省警校正要毕业的学生，全部送上庐山，派老牌特务谢力公为政治总教官，连谋为队长，要求康泽另编一个队从事训练。

六个月结业后，蒋介石赐给每人一柄“军人魂”

佩剑；教官们则各赐一柄鹤头佩剑，“不成功便成仁”

。

这也是戴笠的如意算盘的胜利。

戴笠在第一阶段的走红运，如果没有警校与庐山特训班的“学生”

，那么，大量特务骨干的制造者，就会受到只有南京那块小小的拓荒地的限制，红运走不起来。

戴笠的另一特长，就是指使手下特务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进行绑架和暗杀。

除了情报工作外，戴笠的另一个长项就是搞暗杀

1933年初，蒋介石亲自向戴笠布置的谋杀吉鸿昌和张敬尧的行动。

暗杀张敬尧的命令是在河南军阀开始与日本人勾结后下达的，而戴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特务处华北站站长郑介民执行。

郑介民又把这项行动交给了行动员白世维负责，后者是黄埔军校七期班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