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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头子徐恩曾（第11页）

为了保密，军事委员会以下各部都以数字称谓。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一起并为第六部，陈立夫为部长，张厉生、周佛海为副部长。

徐恩曾当了第六部第四组中将组长，仍管他那些特务组织。

徐恩曾对抗战并不热心，焦急的是他培植多年的特务组织将如何。

按当时的整个部署，在战区的特工总部下属特务组织，均改编为战地特种工作团，性质、任务没有变化，只是换了换名称。

不过，它遇到了日本侵略者这个新对手，自然会出现一些新问题。

“八一三”

事变发生后，徐恩曾知道上海、南京会很快失守，便着力于两件事。

一是组织撤退；二是安排上海等地特务的潜伏。

撤退本来比较简单，主要是筹备交通工具、整理文件、材料等。

但是国民党中央机关过于庞大，在短期内来个彻底大搬家，车船等等势必紧张。

徐恩曾为了个人方便，在为机关争车争船的同时，赶派他的亲信谢永存科长到芜湖包了一艘供他个人使用的小火轮。

怕被别人抓差，偷偷地把小火轮藏到不易为人发现的小河汊里。

11月12日上海失守，19日特工总部和调查处（这时调查科已改为处）人员乘“建国轮”

西逃。

20日，徐恩曾偕姘妇费侠和谢永存，端木子等，登小火轮溯江而上。

因为徐恩曾的老婆王书青已被送走，徐恩曾摆脱了干扰，兴奋异常，什么炮火连天浴血奋战，什么国土被践踏，他都抛诸脑后，像度蜜月一样，逍遥自在，悠哉游哉，携情人登上一个个码头，瞻仰名胜古迹，赏尽两岸风光，玩腻了回船舱饮茶聊天，打麻将玩牌，享尽欢乐。

10天过去之后，他才慢悠悠地到达汉口。

从南京逃来的部下，从前方跑来的战地特种工作团员，到了武汉，无人管理，不受任何约束，放肆地花天酒地，吃喝嫖赌，胡作非为，一时间在武汉制造了很多丑闻和坏事。

徐恩曾对这些，或者不闻不问，或者应付一下，忙着筹备他与费侠的婚礼。

徐恩曾对抗战，如此冷淡，在反共问题上却特别敏感。

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治中在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

徐恩曾得到信息后，为了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赶快派他的高级特务刘桂、范振中、田昆生等，奔赴陕甘宁边区周围部署力量，并拨出专门经费供他们使用，还派遣特务黄九成等冒充进步青年混入延安进行侦察。

在上海“八一三”

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众抗日组织蓬勃兴起，工人抗敌自卫军、农民抗敌自卫军、青年救国会、救亡演剧团等等，纷纷成立。

徐恩曾特工总部在上海的组织，不是积极支持这些抗日组织巩固发展，而是想方设法将特务派到这些抗日组织内进行控制和破坏。

他们通过CC派头目潘公展，介绍特务骨干顾建中与当地的中共领导人见面，说什么他们决定派特派员陈宝骅与共产党的上海组织建立经常联系，帮助解决困难问题，交换对付敌人的情报……同时还提出，要派特务分子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等组织里担任调查部长。

醉翁之意不在酒，显然，“联系”

、“帮助”

是另有目的的。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在增强抗战力量、整饬领导机构的幌子下，确立了国民党的领袖制，以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为全党的领袖。

大会根据所谓领袖与“细胞”

呼应要灵敏的原则，抗战中要加强防谍、防汉奸、巩固后方治安的任务，决定成立两个特务机关，一个是以中央组织部调查处为基础，把特工总部包括进去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一个是以复兴社特务处为基础加以扩大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蒋介石认为徐恩曾和戴笠资望不足，分任两个局的副局长，负责实际工作，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和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分别兼任两个局的局长。

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虽然是片面抗战的路线，毕竟反映了抗战的愿望；当时国家的现实又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现实，因此，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关于自身任务的规定中，就把日伪调查、党政调查、党派调查并列了。

徐恩曾这个顽固地坚持反共的特务头子，生怕特务们因此而不再卖力反对共产党，他在中统局成立后，一有机会就向喽啰们讲解：“反共，消灭共产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抗日是我们临时的次要的任务，反共是我们长期的基本的第一位的任务”

。

“为着我们的发展前途，只有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