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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头子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第8页）

而一些担任公开机关职务的像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人，都是军统老资格，哪里肯接受这些后辈的领导。

不到一年，毛人凤只好改变办法，仍由一些公开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兼任省站站长，统一领导各省的工作。

雷厉风行闹了一阵不准特务兼营商业的命令也不再提，事实上谁也不肯听从这一命令。

蒋介石听到他的建议后，却信以为真，认为经过他几次三番整顿以后，的确比过去好得多了，还当面夸奖过他。

他回来虽然很高兴，但也常常表示有隐忧。

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在欺骗蒋介石，好在那时是无官不贪，官官相护，谁也不会在这些问题上来找特务的毛病向蒋介石去告发。

纵然有些人知道特务在搞生意，而他们也会毫不掩饰地坦白承认，甚至请人帮忙，因为只要加上一个这是“工作上的掩护”

名义，谁也不再过问了。

从重庆还都南京以后，毛人凤最初居住的地方是在梅园新村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附近。

有天，他又照例派汽车把南京某浴室一个最好的搓背工人接到他家中去给他刮脚、捏脚，突然接到俞济时的电报，说蒋介石要了解有关中共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大都市活动情况的材料，要毛人凤把过去搜集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情报立刻整理好亲自带去见蒋介石。

毛人凤便打电话到局里叫他的机要秘书毛钟新转告情报处把有关材料整好，由交通股派人送给他。

这个交通员只去过毛人凤家中一次，还是晚上去的，他拿了这份东西糊里糊涂竟送到中共办事处。

中共办事处的收发员见是“送呈毛人凤先生亲启”

的文件，也照例收下，并拿送文簿给他看。

当他看到是中共驻京办事处的收文图章，急出了一身冷汗，三脚两步来到沈醉的办公室，把情况告诉他，问他怎么办？

沈醉考虑了下，叫他不急于报告毛人凤，设法把这件东西取回来。

沈醉一面叫这个交通员立刻带上送文簿去取回这个文件，只说还有一点东西没有装进去，要拿回去一下，同时他自己带了六个便衣警卫，开了一辆汽车跟在送公文的三轮卡后面，准备万一办事处不肯退回，便不顾一切硬抢回来。

当他的车子停在离梅园新村不远的地方等候着的时候，这个交通员进去一会儿便把原信取了回来。

交通员说：“幸好原件取回没有被拆阅，要是这份东西给共产党拿去了，那还得了，真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后来这个交通员也以嫌疑重大被扣押侦察了好久才释放。

拉拢权贵，手腕高明，决不轻易得罪人，对蒋经国更是俯首帖耳

毛人凤拉拢豪门权贵的手腕可说比戴笠更肯下功夫。

戴笠由于长期以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越来越骄横跋扈，许多权贵与他往来都有三分畏惧，十几年间树敌不少。

毛人凤在这一点上与戴笠的作风却大不相同，因为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不深，在国民党政府中资历很浅，所以处处学郑介民和唐纵的办法，决不轻易得罪人。

当时在蒋介石政权中最得宠的陈诚，一向是讨厌军统和戴笠的，戴笠死后，他更想趁机打击。

毛人凤对这样一个劲敌，的确花了不少心思。

陈诚的个性极强，也特别骄横，要想化敌为友，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抗战期间，毛人凤和陈诚同住在军统局局本部隔壁的杨森在重庆的房子里。

他们每天进出见面的时候，尽管毛人凤很客气有礼貌地向陈打招呼，陈总是爱理不理地看一下，彼此极少交谈。

戴笠死后，陈比过去更有权势，有次他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讲话时，公开把军统骂了一顿，并说像军统在抗战期间搞的那些游杂部队比土匪都不如。

毛人凤听到这些话，长长地叹了几声，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从那以后，他便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缓和陈诚对军统的恶感。

他除了低声下气去请教之外，便托杨森去和陈拉关系，可是收效仍不大。

陈诚到南京后，照样对军统进行过公开的责骂，但后来突然间一下改变了态度。

陈诚和毛人凤竟然往来得很亲密，这中间有这么一个过程。

戴笠在世的时候，公开和陈诚作对，但彼此均为蒋介石的亲信，谁也奈何不了谁。

有次邮电检查所查到一封信，是在陈诚六战区长官部工作的几个军官和在重庆的陆大同学联系。

他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认为蒋介石本人是非常想把中国弄好，可惜被一些贪官污吏和昏庸老朽所包围，所以才把中国弄成那个样子，便联合一些人想发动一次军事政变，来一次“清君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