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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三巨头之一郑介民（第8页）

即便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达旦地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

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

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

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家，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郑介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

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

，当时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

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

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缩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

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

。

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

，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

的“儒将”

。

郑介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在1940年下半年起兼任了“中苏情报合作所”

的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

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查对日情报工作的。

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

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汪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

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汪山农场。

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

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查用的电讯器材。

名为合作，实际上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

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郑介民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学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拉拢个别的苏方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

戴笠对谢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笠特别拨出在赣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

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

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介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阔气。

郑介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去搞。

有人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地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

实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他连设在南岸均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

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准确判定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

1940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笠因郑介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

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国密切联络，以免引起英国的不满。

他去视察时，英国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介民与英国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

，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