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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大佬级人物唐纵（第4页）

的时候，便举出过去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如何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为例证。

对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

，唐纵曾煞费苦心地编出一套神话般的东西来。

他从当时跟在蒋介石身边的一些随从口中听到一些捏造出来的情况，再加以渲染美化，说得有声有色。

戴笠非常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他也爱经常谈，因为他是从侧面入手，不像曾扩情、刘健等人只从正面讲，所以收效更大。

戴笠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一方面是捧了蒋介石，同时也捧了戴笠。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利用抗战实行独裁统治，曾公开提出：“为了集中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坚决反对个人自由主义。”

唐纵极力拥护蒋介石的这种论调，几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中，遇到由他讲话时总要重复说明，强调由于中国人爱讲个自由，所以把中国弄得如同一盘散沙，因而招致亡国灭种的外侮。

在他主持的军统局局务会议上和纪念周上，以及训练班的精神讲话中，都能听到这样的话，好像中国所以落后和受日寇的侵略，都是由于中国人爱个人自由的关系。

在唐纵家的会客室正中，悬挂着一幅蒋介石和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会议时的照片。

他教育他的儿女时，指着这张照片说：“这是我们国家最高领袖和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袖在一起的照片。

中国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唐纵逢迎蒋介石的另一办法是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刊，他再忙也得抽出时间找到同样的东西去看看，这样才能够在蒋介石偶尔谈到有关的问题时能够对答如流。

他平日读得烂熟的书，是蒋介石经常看的曾国藩全集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等的自传。

他读书爱作札记，每天写日记从不间断，他除将每天经办的重要事项记录下来外，还把读书心得写上去。

他曾多次告诉身边的人，一定要坚持记日记，而且要那些人照他的办法去做，他很得意地说过，一次他和一些人随蒋介石去贵阳，蒋介石突然问到一件事，随行人员因未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蒋介石大发脾气。

他便从他日记中翻出来抄给蒋介石看，曾受到蒋介石的称赞。

他认为这是写日记的好处。

唐纵为讨好蒋介石，对蒋介石的两个儿子便极力设法接近。

蒋经国在江西工作时，每来重庆，戴笠总是和唐纵一道去迎接，戴笠平日招待一般客人吃饭请唐纵作陪时，他每每推说事忙分不开身，十次总有四五次不愿去。

但是戴笠每次请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时候，只要通知他，他再忙也会抽身去作陪，有时单独在他家中招待一番。

蒋纬国经常自己开汽车横冲直撞，有次被军统局的警卫扣留了一下，虽然事情随即解决了，戴笠也查究了这件事，唐纵还是打电话给过问。

戴笠在这段时间内，对于唐纵越来越客气，戴笠看到唐纵的羽毛渐渐丰满起来，一天天愈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自己不能再和过去一样对待他，便改用笼络的手法。

1945年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戴笠将唐纵和郑介民同时提出来竞选中委。

当时军统掌握有几千张票，全部都是选他们两人。

戴笠这样顺水推舟做人情，唐纵也看得很清楚，但他并不很感激。

抗战胜利后，唐纵大走鸿运。

蒋介石在戴笠没死之前，就有意培植唐纵，以便更好地实现他的特务统治。

1945年冬，蒋介石下令结束侍从室，改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立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大部分继承下来，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唐纵被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仍为蒋介石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

一个亲信在他出任参军时看他，问到他以后的工作是否和过去一样，他只简单地回答：“差不多。”

那个亲信知道他的老脾气，不会谈这些。

1946年春天，蒋介石先后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视察时，除了带着俞济时、陈希曾、竺培基等侍从人员外，唐纵是参军中唯一的随行人员，他每次随蒋介石出发的前一两天，总要先到军统局找毛人凤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

一些刚从这些地方发到军统局的电报，还没有来得及缮呈蒋介石的重要情况，他都亲自摘抄在他的手册中，以便随时当面向蒋介石报告，或备充蒋介石查询时的材料。

1946年2月间，唐纵随蒋介石去上海视察时，报纸上发表了他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的消息。

他一回重庆，许多大特务去向他道喜。

他尽量压抑住自己的喜悦心情，谦虚地说他的能力有限，对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没法承担起来，担心辜负委员长的栽培等一套话。

当时许多大特务都很兴奋，认为今后军统人员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向地方行政单位发展。

他马上婉言拒绝，说：“大家（指军统特务）以后的工作更忙更重要，只怕人还不够用，哪能要求派人搞这方面工作。

只怕那时我希望请人来帮忙，戴先生也不肯给我。”

有的特务原先以为通过唐纵的关系可以当行政专员或省政府的厅长，听了他这几句话都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