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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社的戈培尔邓文仪（第5页）

的反动政策。

但是，在理论和宣传方面，邓文仪比起贺衷寒和刘健群又差了一大截。

他对于拥蒋和反共，一直都像发疯似的狂喊乱叫，乱蹦乱跳，却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的文章和演讲，都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内容冗长而空泛，毫无理论特色。

邓文仪在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曾将一本清党反共的书呈报蒋介石，蒋介石斥之为“狗屁不通”

，把书摔在地上，不准发行。

后来在任南京中央训练团正工训练班主任时，班里学生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邓文仪来讲话。

啰啰嗦嗦几点钟，讲得大家头发蒙。”

甚至在前后称之为“蒸人讲话”

（因为天气太热受不了），骂其为“瘟神讲话”

。

有人将这些话告诉了邓文仪，并劝他讲话要精练一点。

可邓文仪却说：“讲了比不讲好，多讲比少讲好。

讲的多了，终究要听一两句进耳，这样就收到效果了。”

所以，笑骂由人去笑骂，毫不灰心。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积极宣传“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外国进步文化，创设中国新文化，”

其中心内容是“树立人民对于领袖及革命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

同时，它还在各省市成立分会，吸引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推动运动的普遍开展。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的短短几个月时间，是复兴社宣传活动的高潮时期，也是复兴社组织的大发展时期。

但这也引起了CC系的嫉恨。

陈氏兄弟认为复兴社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学会在知识界的活动，是挖了他们的墙脚，于是处处与复兴社为难，邓文仪则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

自以为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乡，在军校内还共过事，满有把握将陈赓争取过来，却不料碰了一鼻子灰

1933年3月，红军将领陈赓因负伤到上海医治，不幸落入国民党手中。

当时，邓文仪正随蒋介石在南昌指挥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闻讯后喜出望外，自告奋勇向蒋介石请求前去劝降陈赓。

他自以为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乡，在军校内还共过事，满有把握将陈赓争取过来，为蒋介石立上一大功，却不料一场唇枪舌战过后，邓文仪碰了一鼻子灰。

邓文仪一见陈赓，先故做寒暄，接着便转入正题说：“现在中国正处在紧急关头，迫切需要团结，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需要有一个蒋校长这样的领袖人物，第二次东征时你曾冒着枪林弹弹雨救蒋校长脱险，为什么现在不能重新回到他身边呢？”

陈赓回答说：“大革命时，他领导东征，讨阀陈炯明，我拥护他。

四一二政变他屠杀共产党人，置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就要打倒他！”

邓文仪继续高谈阔论说：“北洋军阀仅用三千保定生，就统治中国十几年，我黄埔精英一万多，定可在校长的领导下统治中国几十年。

现在校长的愿望就是把所有的学生都争取到他身边来……”

陈赓打断邓文仪的话，责问道：“邓先生，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东北，窥我东南，蚕我华北，为什么蒋介石一退再退？他指挥的军队不是在打日本，而是在围剿红军。

照此下去，国民党的末日马上就到了。”

“校长是在积蓄力量，到最后关头定会领导抗战的，列宁不也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吗？”

邓文仪凭着他在苏联学到的那点的东西，在陈赓面前无理狡辩。

陈赓反驳说：“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根本不能与列宁的灵活策略相提并论，你这是对我们革命导师的污篾！”

一番论战，邓文仪感到为难，但他不能罢休，又转而对陈赓诱以利：“庶康兄（陈赓原名陈庶康），你是我们黄埔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又是校长的救命恩人，别说是兄弟我，就是陈诚、胡宗南等也无法与你相比，你要过来，要什么会没有呀，这比你在红军穿山越岭强多了。”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我所追求的，永远不能为尔等理解。”

陈赓转而又讥讽了邓文仪一句，“看在老同学、老同乡的份上，我倒要劝你早日改邪归正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