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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六章 回国 一（第2页）

“仲良老弟你这点就尽管放心没有金刚钻我不是不会揽这个瓷器活。

就算我吃不下还有大老板吃得下。”

“是吗？看来率真兄是背景很大。”

“说起来这个大老板和你也算有一点渊源。”

“那会是谁？小弟多年不在国内孤陋寡闻。”

“我就知道你想不起来实话对你说吧就是孔二小姐。”

“是她？她现在不在南京吗？”

“大公子前脚刚到上海她就跟着来了。”

“看来大公子这趟差事不太好办啊。”

1948年，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

这是由于多年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

至1948年夏，法币行额竟达到66o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oo余万倍。

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oo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

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生活痛苦到了极点。

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

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

，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统治。

7月下旬，蒋总统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

8月中旬，总统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政府的认可。

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

蒋总统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南京上海的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

紧接着南京政府宣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总统大公子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

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总统派大公子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总统在“经济改革”

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

《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

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大公子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

大公子有蒋总统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

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

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

蒋大公子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

，就可以达到目的。

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

“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8月2o日大公子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