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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侵华日军士兵三十年前的忏悔 本多告白（第2页）

于是我被调到金坛城内的大队本部，担任新兵教育的助手。

尽管我得以由此逃离第一线凄惨的夜晚，但和日本内地一样，等待着我的是严格的纪律约束。

城内的治安虽然维持的不错，但也绝不能疏忽大意了。

有一次，在一个理店就曾生过日本兵被割断喉咙、而理匠却逃之夭夭的事情。

而且这样的案件还不少。

同时，尽管勤务时间内要求很严格，但作息时间也和内地一样正常。

休息日，外出（所谓的外出，当然是限制在城内了）的士兵将拿到俗称“突击第一号”

的避孕套——使用它的慰安所就位于城内。

相当数量的士兵、下士官、将校都会前往慰安所，但我不在那些人之列。

我们都明白：在那里生的行为既非双方自愿，也不是出于爱情，不过是一系列暴行而已。

但当时的日军上层却认为男人们的**已经越了基本的分辨能力。

慰安所便是在此前提下作为其对策而设立的，所以它与国家和军队的关联密切。

时值今天，却有人说“那是卖春禁止法实施以前的事情”

、“那是民间业者的行为”

，等等。

这种话根本站不住脚，因为那本身就是军队的设施之一。

我的父亲不断地给我寄书过来。

那些书都是“岩波文库”

的哲学类、文学类，时不时还夹杂着小岛政二郎《关于日本糕点》的专著。

伙伴们笑话我说：“你老爹真古怪，居然会寄这样的书？应该寄些点心过来才是”

。

父亲参加过日俄战争，所以可能不希望儿子空闲太多乃至于去干蠢事吧。

他责令我“看完后一定要写下感想！”

由于这样的老爹挺可怕，做儿子的只好每个星期天都抱着三、两册书，跑到城里的小公园，坐在池畔的小亭子里消磨时光。

在弹雨纷飞的战场上，那段小小的空闲对我来说是很贵重的。

有那么一次，我拾起了偶然从公园旁侧空地上滚过来的孩子们玩耍的球，并以此为缘分，我和一个十岁前后的少年相识了。

后来，我们曾并坐在高高的城墙上，一边晃荡着双腿一边交谈。

少年表示，他希望在战争结束后去日本看看。

少年结结巴巴的日语是学校里教出来的，我这个日本兵则告诉他：“到时候别忘了去一趟我的老家北海道，我们家人会把你当我的小弟一样看待的”

。

眺望着展开在眼下的农村风景，我的思乡之情得到了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