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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勇……三弟……是哥哥我对不住你啊!
家里的担子,最后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我这个当哥哥的,没尽到责任,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啊!”
刘圭荣用颤抖的手捧着那封来自大陆幼弟的家书,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不断滚落,打湿了信纸。
他双眼模糊,声音哽咽,对着空气,对着那遥远故乡的方向,喃喃自语,充满了无尽的愧疚与悲痛。
这封由幼弟刘圭仁亲笔写就的信,字字泣血,详细讲述了自刘圭荣随军南逃后,留在大陆的三个弟妹所经历的苦难岁月。
信中说,当年姐夫和二哥随军离开后,老家那几十亩赖以维生的田地,就全交给了老三刘圭勇一个人打理。
五十年代初,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刘圭勇因为名下拥有这些土地,被划定了“地主”
成分。
土地被全部征收分配,家里的境况一落千丈。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顶着“地主”
帽子的人,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备受歧视和打压。
最让刘圭荣心如刀绞的是,信中提到,三弟刘圭勇一生未婚,性格倔强要强。
在1961年那段全国性的困难时期,他独自一人在老家苦苦支撑,最终没能熬过去,在贫病交加和长期的饥饿中,不幸病故。
而最令人痛心的是,为了不连累已经出嫁、生活同样不易的五妹,也怕影响在省城工作、同样处境敏感的幼弟刘圭仁,三哥至死都硬撑着,没有去打扰近在咫尺的妹妹,更没有给远在省城的弟弟捎去任何求助的口信!
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孤零零地走了。
直到他去世后,公社才派人通知到刘圭仁。
当时刘圭仁正在酱菜厂上班,闻此噩耗,如晴天霹雳。
他连忙请假赶回老家,却连给三哥体面下葬的勇气都没有——地主身份,不敢大办丧事。
他只能悄悄找相熟的乡亲买了一副薄棺,将三哥草草安葬在了父母坟墓的旁边,让他落叶归根。
信纸到这里,字迹已被泪水晕染得有些模糊。
信里还提到了五妹刘紫竹的情况。
五妹嫁人后,生了一女一子。
可惜她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体不好,早些年就病故了。
五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生活极其艰难。
有一次上山砍柴,不慎摔伤了腿,因为没钱及时医治,耽误了病情,导致腿骨畸形愈合,瘫在家里动弹不得,生活几乎陷入绝境。
直到去年,刘圭仁下乡探望时才发现五妹的惨状,强行把她接到地区的人民医院,自费做了接骨手术,才勉强把腿治好,现在总算能拄着拐杖下地慢慢行走了。
好在五妹的儿子张金城比较争气,随舅舅来到省城,学了手艺,现在每月有了固定收入,五妹家的生活这才算有了一点基本的保障。
在信中,刘圭仁对于三哥的悲惨离世和五姐的艰难境遇,描述得极为详尽,字里行间充满了悲痛与无奈。
而对于他自己在省城的小家庭情况,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无非是“一切安好,勿念”
之类的话,显然是不想给远在海外的二哥增添更多的心理负担。
通过这封家书,刘圭荣大致了解了留在大陆的亲人们这二十多年所经历的磨难。
尤其是三弟刘圭勇的惨死,像一把尖刀,狠狠地刺穿了他的心脏,让他悲痛难抑,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童年时,大姐主要负责家务,而田里的农活,父亲总是带着他和三弟圭勇一起去干。
他们兄弟俩年龄相仿,一起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感情最为深厚。
五妹和最小的七弟年纪小些,通常玩在一起。
刘圭荣万万没有想到,当年随姐夫仓皇出逃前,与三弟圭勇那匆匆一面,竟成了永诀!
此一别,便是天人永隔,连最后一面都未能见到!
这成了他心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接下来的两天,渔业大队的船队继续按照计划进行捕捞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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