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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3页）

工会主席把钱交给她时，拍着她的肩膀，说了很多官样文章的鼓励话。

妈妈低着头，一遍遍地说着“谢谢组织关怀”

。

她还开始向同事们开口。

在一个个晚饭后的时间，她会深吸一口气，敲开那些曾经只是点头之交的同事的家门。

我见过她在财政股的李叔叔家门口，站了很久，才把那句“能不能周转一下”

说出口。

也见过她从会计科的张阿姨家出来时，眼圈是红的，但手里捏着几张崭新的“大团结”

。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帮忙。

有的人会很热情地把她请进屋，听完后，就开始叹气，说自己家里也困难，孩子上学要交钱，老人看病要花钱，最后只能拿出二十块钱表示一下心意。

还有的人，从猫眼里看到是她，就干脆不开门。

那个夏天，我学会了从妈妈回家的脚步声里，判断她当天的收获。

如果脚步声轻快一些，说明借到了钱；如果沉重得像拖着铁链，那就说明又一次空手而归。

但无论结果如何，她回到家，第一件事，一定是拿起那个小小的记账本，用那支英雄牌钢笔，一丝不苟地记下每一笔人情债。

谁的名字，多少钱，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个本子，很快就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

当所有的路都走到头，筹到的钱，离医院催费单上的那个天文数字，依然遥远时。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下午，她做出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决定。

她让我换上一件最干净的衣服，然后，她自己也换上了那件只在过年时才穿的米色连衣裙。

“我们出去一趟。”

她说。

我问：“去哪儿？”

她沉默了一下，说：“去找你爸爸。”

何斌。

这个名字，像一颗沉在水底多年的石子，被她重新捞了上来。

我们坐了很久的公交车，来到城市另一端一个混乱、嘈杂的城中村。

空气里弥漫着廉价餐馆的油烟味和下水道的臭味。

我们在一个挂着宏发货运招牌的、低矮的平房前停下。

妈妈在一个卖甘蔗的小贩那里，打听到了何斌的住处。

那是一栋私搭乱建的小楼，楼道里堆满了杂物。

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穿着睡衣，正在嗑瓜子。

她看到我们，愣了一下，随即用一种审视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妈妈身上那条干净的米色连衣裙，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和轻蔑。

何斌从里屋走了出来，他比我记忆中胖了一些，也老了一些，头发油腻腻的。

看到我们，他脸上的惊讶一闪而过，随即被一种尴尬和不耐烦所取代。

“你们……怎么来了？”

妈妈没有看那个女人，只是平静地看着何斌。

她说：“爸病了，脑溢血，在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