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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大话语，竟奇妙地重合在一起。

最后，市长夫人马凤岐亲自给孩子们分发礼物。

轮到林时和沫沫时，她温柔地递上两个崭新的铅笔盒，里面还装着几颗水果糖。

“谢谢夫人！”

沫沫甜甜地道谢，林时则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

回家的路上

林烬牵着两个孩子，手里拿着相机，准备找机会拍几张照片。

林时和沫沫兴奋地讨论着今天的见闻，沫沫甚至已经开始规划怎么用新铅笔盒。

“哥，程教授说过几天带我们去沧浪阁吃点心！”

林时突然说。

林烬挑眉：“他什么时候说的？”

“昨晚你睡着后，他来检查我们的功课。”

沫沫笑嘻嘻地补充，“他还夸我写的字好看！”

林烬失笑，心想程添锦这家伙，嘴上说着“不惯孩子”

，背地里倒是宠得很。

他举起相机，对准两个孩子：“来，笑一个。”

林时和沫沫立刻站直，笑容灿烂。

快门按下，定格了这个1934年的春天。

1934年5月，上海

初夏的梅雨季节，空气里弥漫着潮湿与沉闷。

林烬站在明德书店的门口，望着街对面新开的一家洋行——橱窗里陈列着进口的钢笔、钟表和呢绒料子，几个穿着体面的顾客进进出出，而隔壁的中国布庄却门可罗雀，掌柜的坐在柜台后愁眉不展。

“又涨了。”

张冠清推了推眼镜，把刚送到的《申报》摊在柜台上，指着一条新闻：“美国棉花涨价三成，本地纱厂恐怕撑不过这个月。”

林烬扫了一眼报纸，眉头紧锁。

自从年初开始，外国资本步步紧逼，民族工业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程添锦前几日还提起，他认识的一位纺织厂老板，因为原料价格飞涨，不得不遣散了大半工人。

杜老从后院走进来，手里捧着一摞旧书，叹了口气：“老周家的印书坊也关门了，说是德国油墨太贵，国产的又印不出好效果。”

林烬没说话，只是默默整理着书架。

这些日子，他亲眼看着街角那家开了二十年的酱油铺换了洋招牌，对面手工制鞋的老师傅收了摊子，就连拉黄包车的生意也少了许多——坐得起车的人越来越少，而租车行的份子钱却一分不少。

傍晚，沧浪阁

程添锦脱下沾了雨水的西装外套，挂在椅背上。

林烬给他倒了杯热茶，两人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和湿漉漉的街道。

“学校那边怎么样？”

林烬问。

程添锦摇摇头，镜片后的眼睛带着疲惫：“又走了两个教授，一个去了香港，一个被洋行高薪挖去当顾问。”

他抿了口茶，“现在连买粉笔都要精打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