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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医生不会从教育学方面去思考，另一方面医生一般不愿意告诉前来就诊的人说你没病，不开药就打发走。

病人有病，没有被诊断出来，医生是要承担责任的；但病人没病，被怀疑有病而进行治疗，即使最后明确诊断为没病，医生也不会惹上麻烦。

能捕捉蛛丝马迹的症状对病症做出诊断的医生，才更受大家的尊重。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从医学研究上，医生需要不断形成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

但并非所有的成果都自研究而来。

《疾病发明者》中有一段话非常精彩，摘录如下：

“一种病症的诞生，常起源于某个医生宣布观察到异常状况。

起初只有少数医生相信新病征，接着这些少数认同者出席某场会议，会中任命一组委员会负责出版文集，借由文集扩大新病征的知名度并引起各方兴趣。

至此，其他医生也注意到新现象，然后刻意寻找症状相符的病人。

在这样选择性看病之下，已可能出现一场小流行病。

接着许多文章和研究报告开始让大众产生一种印象：医生真的发现新病了。

这群医生自创专业期刊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其中保证没有批评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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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医生与药品厂家向来关系微妙。

包括美、英、德在内的许多国家，制药厂商赞助有关青少年医学期刊、赞助医疗学术研讨会，已成为普遍现象。

药厂赞助医学研讨会，会后邀请医生们享受盛宴和豪华旅游。

德国的法定医生进修，现在大部分公开由制药业安排。

医学教授和私人医生拿药品厂商一大笔钱后，在记者会上发言。

厂商最厉害最有效的手段是赞助医学期刊，在医学期刊上发表研究报告，这些报告有理有据，无懈可击，不但经常对新药核准与否发挥关键作用，还影响以后医生们是否使用该药以及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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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国际著名制药厂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国内制药业也发展迅速。

国际流行的医药营销模式随之在我国不仅落地生根，而且发扬光大。

新兴的庞大的医药代表队伍，像密密的纽带，把制药企业和医生紧紧地联在一起。

一些有实力的药品生产厂家请医生通过开处方或做宣传来推销它的产品，这是件并不困难的事。

一直以来，谁的话都可以怀疑，但是我们不怀疑医生的话。

因为他们一直代表科学，是关照生命的权威。

但利益的驱使如同洪流，可以改变和摧毁很多东西。

澳大利亚医学界总结出五种在临床上贩卖病症的方式：

把生命正常过程当作医疗问题；

把个人问题和社交问题当作医疗问题；

把致病风险当作病症；

把罕见症状当作四处蔓延的流行病；

把轻微症状当作重病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