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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

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

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

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

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

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

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

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

……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

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

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

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

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

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

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

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

……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

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朝

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

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

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