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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 2（第2页）

钱新之只好笑着点头，表示接受。

大会组成，人员推定，杜月笙说：

“支援前方，等于救火，不能耽搁一刻，我们要立刻开始办公。

但是，问题来了，办公所需要的经费呢，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即使有，数目太大也难以负担。

杜月笙说要铜钿容易，成立初期的一切开支，由我杜某人一个人负责垫出。”

不久，上海各界一致热烈支持抗战，掀起比“—·二八”

事变时期更为盛大壮阔的捐献浪潮，捐款之势如风起云涌。

秘书长陶百川查查账目，发现杜月笙私人垫付的经费数值已不在少，因此遵照前议，从捐款中提出一部分拨还，杜月笙一看那张支票，登时退还，他说：

“市民捐款是为了抗敌劳军的，我杜某人哪能可以在这里面扣账？”

说得大家都笑了，告诉他说：

“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杜先生既不肯收，账上也不便处理，要不然，就移作杜先生的捐款吧！”

杜月笙这才点点头说：

“做捐款可以，不过，不必写我的名字。”

“不写杜先生捐的，写谁呢？”

想了想，杜月笙决断地答道：

“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

打仗、要钱，而且要花大钱。

正当杜月笙在为抗敌后援会的事，忙碌紧张，席不暇暖，一日，华格臬路到了贵客，财政部长宋子文来找杜月笙商量，政府决定发行五50000万元救国公债，财政部已经组成一个“劝募委员会”

，办公地点，必须设在上海。

“宋部长，”

杜月笙脱口而出地说，“要办公地点，不晓得我杜美路那幢新房子够不够用？”

“足够了。”

“那么，我立刻腾出米，捐给劝募委员会用。

不管用多久，杜某人分文租金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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