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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9章 唐兰先生生平及学术贡献（第9页）

另一个则是1934年11月北平来熏阁影印王国维生前在清华最后两年的讲义《古史新证》，整理此书的王氏助教赵万里出面请唐兰作序。

两位近代中国古史、古文字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的着作连番请唐兰作序，显示了其学术成就在学术界地位之崇高。

33岁，就达到学术生涯的巅峰。

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后面40多年，唐兰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力有多大了。

30年代，是唐兰学术生涯中较为辉煌的时期，发表或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学术着作。

除了以上提及的着作，还有大量考释文章。

这部分，就有点阅读难度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兰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执教，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这一时期，他的论着不多，但仍有宏论问世。

民国狂徒刘文典曾经说过，“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甚至，还说沈从文算个屁。

仅凭这点，就知道唐兰先生的学问之大。

抗战胜利后，唐兰返回北大，1947年代理北大中文系主任。

抗战胜利建国前夕，是唐兰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

无论着作数量跟涵盖领域，都堪称黄金时期。

其中，最为知名的着作就是《中国文字学》（1949），这书，应该是唐兰一生撰述最完整、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字学理论着作。

多次出版。

最新一版，就是一九七五年于香港出版。

未来，更是多个高校相关专业的重要教材。

苏亦也有购买。

此外，论文涉及考古学研究的有《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1946）；

青铜铭文与石鼓文等领域的研究文章也不少，苏亦也都一一在文章列出来，一篇不落。

要是有所遗漏，那就是他的失职了。

1949年，唐兰受聘兼任故宫博物院设计员，1952年由bJ大学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此后直至去世。

从建国至“十年”

前夕，唐兰发表或出版过一系列青铜器、古文字研究的论文。

十年期间，前期中断研究。

后期，也有少量文章发表。

并没有完全停止学术研究。

甚至，因为国家需要，这一时期，更多集中在考古领域。

1972年《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考古三大刊陆续复刊。

他又围绕考古新发现陆续有新作发表。

比如，一九六九年，永孟出土于Sx省蓝田县。

他就写了篇《永盂铭文解释》（1972）；

1966年陕西歧山贺家村发现的一批西周铜器里，有一个“史（臣舌）簋”

跟故宫所藏的簋器物同款，于是，他就写了一篇《史（臣舌）簋铭考释》（1972）；

侯马盟书出土之后，他就写了一篇《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1972）；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他也有相关文章《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972）；

他又结合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物，写了一篇《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