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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三巨头之一郑介民（第14页）

，却认为值得学习。

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踏实，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

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

这使他在同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有把问题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

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

他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强应付一下场面。

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谋长也包括在内。

郑介民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身上，好像只有他最能干最有办法。

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现。

军调部工作结束，郑介民发表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诬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全都责任推到中共“缺乏诚意”

上面，用以混淆视听。

当时。

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况，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人凤都送与他看。

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蒋介石知道。

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反共大业上，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1946年10月1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介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

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1／3。

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发表，而保密局却拖了3个多月才决定下来。

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缩的。

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笠在世时他管不了，戴笠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

郑介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

他在会上强调今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

和“紧缩开支”

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

1946年6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部工作的情况。

他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

的阴谋。

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宴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部调处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

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部工作停顿下来，郑介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

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

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

1947年，郑介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年9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

叶到北平后，以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介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卫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介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