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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三巨头之一郑介民（第15页）

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军事进攻，对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

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电台。

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作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来。

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

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

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11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介民亲自赶去指挥的。

一天，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

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是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

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介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

蒋剑民对被捕的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办法。

郑介民得报后，即嘱蒋剑民将该叛徒带往上海。

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和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郑介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

在郑介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20余人被捕，抄出大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1000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介民却认为这不够，必须“趁热打铁”

继续猛打穷追。

结果又在上海××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10多人。

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

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更不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

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

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

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

郑介民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的袭击。

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

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

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介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

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各地搜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

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人凤决定。

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

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

他对这些电讯看得仔细，看后便带走。

郑介民在反共活动中，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

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

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

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

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

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介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