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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社台柱贺衷寒（第7页）

张、杨和轰炸西安。

他还怂恿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开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

之总责。

同时，他又与邓文仪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

。

他认为这样做，会对他面面有利：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

之功；若蒋介石“驾崩”

，又可成为拥何继位的元勋，所获亦必不小。

岂料由于中共的调停，张、杨终以大局为重，释放了蒋介石。

何应钦遂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贺衷寒亦被蒋介石认为居心叵测，立遭冷眼。

据说，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见到何应钦就声色俱厉地说：“敬之，我还未死，你就要当领袖吗？”

在杭州，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贺失声大哭，蒋介石忿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

从此，贺衷寒便一蹶不振，与何应钦一样，都成了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

何、贺获咎，是因为在西安事变期间，他们的活动都已为戴笠所注视。

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密和倾陷。

所以，贺衷寒虽有复兴社加黄埔系的双重身份，但阴狠猜忌成性的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

他对蒋介石观察入微，正因为如此，所以蒋介石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也还是服从蒋介石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贺衷寒便冷落起来，1937年6月，蒋介石派他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此举明显含有放逐之意。

直到“八一三”

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才奉命回国，仍任军委会政训处处长，是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后，在武汉成立军委会政治部，陈诚出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贺衷寒任政治部秘书长兼第一厅厅长。

他以政治部秘书长的身份，终日与周恩来及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明争暗斗。

1938年7月，蒋介石将复兴社并入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贺衷寒先后担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迁往重庆。

此后，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政治部所有职务，在重庆蛰伏一时。

1939年，他曾奉蒋介石的命令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

1940年春，贺衷寒住在重庆，除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未有任何公职，心境颇为不佳。

适逢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兼湖北省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作顾问性质，这才聊以慰藉。

1941年，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有一次，他请曾任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萧作霖吃腊狗腿。

萧作霖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暴。

贺衷寒此时也醉眼迷离，竟对萧作霖说了一番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介石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

你没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

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

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

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

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

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亲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错’！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

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

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以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