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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海运履约方的义务（第5页）

从内容上看，变更交货地点和变更收货人更像是控制权的实质性内容，从而使控制方在自己权益收到侵害时可以保护自己，不至于钱货两空。

控制权的内容是法定的、行使的主体是确定的，行使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又受到一定的限制。

那么，本书所阐述的海运履约方和控制权的行使有什么关系呢？

三、海运履约方和海运货物控制权的行使

《鹿特丹规则》第52条第1款规定了限制条件：“除须遵循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外，在下列条件下，承运人应执行第50条述及的指示：（一）发出此种指示的人有权行使控制权；（二）该指示送达承运人时即能按照其中的条件合理地进行；（三）该指示不会干扰承运人的正常营运，包括其交付作业。”

第2款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控制方均应偿还承运人根据本条勤勉执行任何指示而可能承担的合理的额外费用，且应补偿承运人可能由于此种执行而遭受的灭失或损坏，包括为承运人可能赔付其他所载运货物的灭失或损坏而作出的赔偿”

。

第3款规定：“按照承运人的合理预计，根据本条执行指示将产生额外费用、灭失或损坏的，承运人有权从控制方处获得与之数额相当的担保。

未提供此种担保的，承运人可以拒绝执行指示。”

在《鹿特丹规则》下，承运人在符合第52条第1款这三种条件情况下，必须执行第50条规定的控制权内容，并且由此产生的费用、损失等可以由控制方偿还。

笔者认为，《鹿特丹规则》在此的规定就如同忘却了FOB贸易术语下托运人不是控制方的情况一样，也没有顾及公约所创设的海运履约方的地位。

海运履约方在《鹿特丹规则》下承担承运人的义务，享受承运人的权利和责任限制等，从事整个海上运输环节中每一环，包括海上履约方接收货物，运输，再由港口履约方进行装卸、港内仓储、保管等活动，甚至港区内运输等。

海运履约方对于控制方而言，实际上相当于承运人。

控制权本身形成权的“以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改变法律关系”

的性质使不是运输合同主体的但从事承运人义务的、与控制方存在“因《鹿特丹规则》法定权利、义务而突破合同相对性产生的”

准合同法律关系的海运履约方具备了成为执行指示义务主体的特性。

在海运履约方履行承运人义务的海上运输阶段和已经完成海上运输的环节，已经在港口卸货，在港口履约方还没有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阶段，控制方因为贸易合同和货方发生纠纷，控制方直接向具有法定法律关系的海运履约方发出指示，要求海运履约方停止交货或变更收货人。

海运履约方可以依据《鹿特丹规则》的第52条来衡量，如果符合条件的话，海运履约方必须执行控制方的指示，不能像以前那样以收货人持有提单或提货单而拒绝执行，若产生执行指示费用或产生损失的，同样也有权从控制方处获得偿还，若拒绝执行造成控制方损失的，《鹿特丹规则》的第52条第4款也规定了承运人的赔偿责任，海运履约方同样也适用。

因此，海运履约方和海运货物控制权的行使是控制方指示，海运履约方在满足某种条件时执行的关系。

以图表显示海运履约方和海运货物控制权行使的关系：

第三节中国与东盟海运立法中相当于海运履约方的主体义务探讨

一、中国关于相当于海运履约方的主体义务规定立法评析

在我国，相当于海运履约方参与到海上货物运输当中的主体主要有实际承运人和港口经营人。

实际承运人以及其相关规定在我国《海商法》中有所规定，港口经营人以及其相关规定在《港口法》以及有关部门规章如《港口经营管理规定》、《港口货物作业规则》等中有所规定，《海关法》中的有关海关监管的规定也是港口经营人必须遵守的。

（一）实际承运人义务立法评析

《海商法》第42条第2项规定：“‘实际承运人’是指接受承运人委托，从事货物运输或者部分运输的人，包括接受转委托从事此项运输的其他人。”

这是我国《海商法》对实际承运人的定义。

《海商法》第47条、第48条、第49条、第50条分别规定了承运人的适航义务、管货义务、直航义务、交付货物义务。

《海商法》第61条规定：“本章对承运人责任的规定，适用于实际承运人”

。

这里的“责任”

应作广义的解释，包括承运人的权利、义务、责任、豁免。

由此，实际承运人承担和承运人一样的义务，基于《海商法》下的承运人义务已经研究很多，在此不再累述。

（二）港口经营人义务立法评析

我国关于港口经营人义务规定立法主要体现在《港口法》、《海关法》以及部门规章《港口货物作业规则》中。

鉴于本文探讨的是相当于海运履约方的港口经营人，因此，其义务立法分析只局限于履行承运人义务方面。